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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玲与瞿秋白、施蛰存在上海大学往事

2018-11-19 16:27:45   来源:新华网   【字号:申博登录不了

  (本文摘自《丁玲传》,李向东、王增如著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6月版)

   上海大学

  初见瞿秋白是在南京。1923年8月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施存统带他来看冰之和剑虹。施存统的爱人王一知,是她们的同学、好友。

  秋白“瘦长个儿,戴一副散光眼镜,说一口南方官话”,话不多,很机警,冰之和剑虹立刻断定,“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”。第二次来,秋白的话多了,讲苏联故事如同“熟练的厨师剥笋”,当他知道她们喜欢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品时更加高兴,他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,两人的成绩最优,商务印书馆的《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》就是他们合译的。“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,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,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。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,有趣的,或是恋爱的。这都是人们所最爱听的。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……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”。瞿秋白凭借丰厚的俄国文学素养,让两个深爱俄国小说的女孩子为之着迷,她们紧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。

  秋白很有兴趣地听这两个女孩子讲“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”和“不切实际的幻想”,建议她们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,说那是一个正规的学校,“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,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,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”,并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,自由选择。施存统也加入动员,她们同意了,秋天进入上海大学,但只能在中文系做旁听生,冰之在一年级,剑虹在二年级。丁玲后来戏称:“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差不多一年,还是走后门进去的。”

  上海大学地处闸北青云路,前身是私立东南师范学校,于右任1922年10月出任校长后改名上海大学,但他只是挂名校长,李大钊1923年4月介绍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,管理全校行政事务,后又介绍瞿秋白到校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,这个系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。施蛰存说,施存统虽然只是教授,但因为发表了一篇《非孝》,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,所以丁玲最初“崇拜的是施存统”,“到了1924年,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”。施蛰存:《丁玲的“傲气”》,载《丁玲纪念集》,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。冰之在周南就读过《非孝》,而瞿秋白,她们仅仅“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”。

  茅盾说,上海大学“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”,校舍比较简陋,“它没有校门,不挂招牌,自然没有什么大礼堂了。把并排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拆掉,两间成为一间,算是最大的讲堂”,师生关系民主,学习风气活泼,“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革命人才,在中国的革命中有过卓越的贡献”。

  冰之发现,这里的确比较正规,教员不大缺课,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。她迷恋上沈雁冰讲授的希腊神话,从《奥德赛》、《伊利阿特》这些远古的、异族的离奇美丽故事中产生许多幻想,并去翻阅欧洲的历史地理,剑虹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。但“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。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”,他不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,聊天的话题是文艺复兴、唐宋元明和普希金的诗,他既懂艺术又懂人生,很快就超过施存统,征服了两个女孩子的心。

  冰之和剑虹看不惯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学生,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、张琴秋、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等,男同学中戴望舒、施蛰存、孔令境对她们很好,但来往不多,丁玲后来回忆说:“我们则有些傲气。”表现之一,是演戏时女同学都争抢主要角色,她们却去演两个谁也不愿演的丫鬟,“我还有几句台词,剑虹只是在台上站一会,走几步”。人之高低贵贱不在舞台上的角色,不屑与俗人争抢才显出清高孤傲。

  还有一个更鲜明的“脱俗”例子,冰之和剑虹“买三元五角一张的包厢票”,“坐在最好的座位上”,“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团锦簇、珠光宝气、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、姨太太们中间”,“穿着阴丹士林布的罩衫”,“满不在乎地”欣赏正处盛年的梅兰芳演出的《洛神》、《游园惊梦》和《霸王别姬》。

  施蛰存在50多年后不仅写了《丁玲的“傲气”》,而且两次作诗怀念上海大学的情景。1979年6月听到丁玲复出消息,他写了《怀丁玲诗四首》,其中一首为:“滔滔不竭瞿秋白,讷讷难言田寿昌。六月青云同侍讲,当时背影未曾忘。”上课时后排的男生坐好,女生才低着头鱼贯而入坐在前排,男同学只能望其项背。田寿昌即田汉,丁玲在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里也说过:“田汉是讲西洋诗的,讲惠特曼、渥兹华斯,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,但讲课却不太内行。”1989年施蛰存又在《浮生杂咏》组诗第36节写道:“冰之落落难谐俗,骨重神寒志不降。晚岁自知多傲气,故人犹幸许同窗。”诗后附文称:“丁玲晚年为文自叙,谓平生有傲气。此言不虚。在上海大学时,亦可见其落落寡合,不假言笑。”丁玲1982年将新作寄赠施蛰存,扉页上写着“施蛰存同学指正”。

  冬天来了,秋白和剑虹悄悄堕入情网,但谁都不肯先开口。冰之注意到剑虹的变化,却不知她内心的秘密,而她们之间本来没有秘密,冰之为此不快。一天,她发现了剑虹藏在垫被底下的情诗,懂得了剑虹的心思和苦恼,便跑去拿给秋白。秋白异常欣喜激动。

  1924年1月初,秋白和剑虹结婚了。寒假里学校搬到慕尔鸣路,他们也换到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,秋白一家、他的弟弟云白、施存统家以及冰之都住在一起。冰之每月按学校的标准,交给当家的瞿云白10元膳宿费。秋白和剑虹写了一本又一本情诗,爱情带给秋白动力与激情,“他西装笔挺,一身整洁,精神抖擞”,白天在外忙了一整天,夜间还能翻译一万字文稿,稿纸上“一行行端端正正、秀秀气气的字,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”。秋白和剑虹深怕冷落了冰之,常到她的小屋来坐坐,并把云白送他们的一只取暖煤油炉拿给她用。冰之虽然也随着他们吹吹箫,唱几句昆曲,“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”,她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意见,“他和王剑虹都钻到旧诗里去,一天到晚圈圈点点,写旧诗酬答,我认为这样不好”。她成就了剑虹的婚姻,却一点点失去了剑虹,她们无形地疏远着,有一点儿貌合神离,剑虹只属于秋白了。在《韦护》中,韦护(瞿秋白)歉疚地对珊珊(冰之)说过一句:“我怕你不高兴我抢走了你的朋友。”

  1980年初,丁玲写出一生中最精彩的怀人之作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,并加了一个副标题“回忆与随想”,对50多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。76岁的老太太,以19岁少女的情愫与敏感,细细回味着当年三人之间那种难以言清的微妙关系,1924年上海的慕尔鸣路永远铭刻在她心上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此后丁玲再无那样精彩的文字了。

  丁玲描写在寒冷的夜晚,三个人在她的小屋中围坐在煤油炉旁,“炉盖上有一圈小孔,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,像一朵花的光圈,闪映在天花板上。他们来的时候,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,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,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”。就在这美的气氛里,听秋白侃侃而谈。冰之对他谈话的内容与见解虽然不能完全理解,但充满兴趣,秋白引领着她们往前走。冰之曾经问他,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好,现在又如何做起,这是她最困惑的问题。秋白希望她和剑虹都走文学的路,并鼓励她“按你喜欢的去学,去干,飞得越高越好,越远越好”。秋白后来又曾说过:“冰之是飞蛾扑火,非死不止。”极为精辟准确地预见了她的一生。

  丁玲后来又说过:“我问过瞿秋白同志,我参加党,你的意见怎么样呢?如果瞿秋白是一个普通党员,他一定会说,那很好嘛。但瞿秋白不是那样,他有他的看法,有他对我的理解,有他对社会的理解,所以他当时说:‘你嘛,飞得越高越好,飞得越远越好。’这话正中我的下怀,所以我就没有飞进党,我飞开了。”“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。但有一件东西,我不想要,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。那时候我常想,我好比孙悟空,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。”依此说,那时丁玲曾有过入党想法,这很可能因为她崇拜的施存统、瞿秋白以及向警予都是共产党员,由此对中共产生好感。

  夏天,从法国回来的向警予找她谈了一次话,那时向警予已经是中共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,很忙。九姨很委婉,实际是批评她,“但在整个谈话中,却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。她只是说:‘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,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毅力的妇女。她非常困苦,她为环境所囿,不容易有大的作为,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。’”冰之自然懂得九姨的意思,她最怕的就是一事无成愧对母亲,而今她的成功又在哪里?冰之静下心来,回想这两三年的闯荡,究竟得到了什么?剑虹得到了秋白,有了归宿,自己真的是两手空空。她对上海大学的教学也不满意,后来在《韦护》中借毓芳之口评价几个老师说:“他们一股脑儿看了几本书?文学,你们去打听一下吧,什么人都在那里做起教授来了,问他们自己可配?除了翻译一点小说,写几句长短新诗,发点名士潦倒牢骚,可有一点思想在那里?”又借珊珊之心抒发自己的感觉:“这位教授讲一点翻译的小说下课了,那位教授来讲一点流行的白话诗,第三位教授又来命他们去翻一点不易懂的易经和尚书。到底这有什么用?她本来对文学很感到趣味,谁知经先生这么一教,倒反怀疑了。”冰之忽然有了一种警醒,悄悄计划着新的生活,北京的老同学来信说那里思想好,补习学校的校长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人,她决定离开“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”的王剑虹,去北京读书。

  暑假回湘前,她把这个打算讲给秋白和剑虹,并说暑假过后就直接去北京,实际是向他们辞行。秋白和剑虹感觉突然,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,虽然表示同意,却都沉默了。亲密的友谊,愉快的交往,就这样一下子结束了吗?他们难以接受!冰之走的那晚,他们没有去送,“连房门也不出,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”,他们以这种方式表示着不满。只有云白送她上船,提了一篓水果。此时已是深夜,丁玲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情: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漂漾,我的心也随风流荡: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……”

  冰之住在母亲学校里,依然免不了思念剑虹,不久收到剑虹的信,说她病了。秋白附了一段话:你走了,我们都非常难受。我竟哭了,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。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。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,一切幸福。秋白的不祥之兆让冰之诧异。又过了半月,她收到剑虹堂妹的电报:“虹姊病危盼速来沪”。

  母亲爱怜剑虹,赶紧筹措路费,冰之匆匆赶回上海,剑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里,秋白却不在,去广州开会了。他不仅是丈夫,还是中共高级领导人,不仅有家庭责任,还负有社会责任、对于革命和组织的责任。冰之不理解这些,只对秋白充满怨恨:剑虹的肺病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,丧事未毕你却跑掉了。她没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给他写信,忿忿地想: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从此割断!她怀着悲痛,乘船去往北京。

  以后,秋白借来北京开会之机曾找过冰之,他想同她谈剑虹,谈对于剑虹的思念、愧疚与忏悔。思想深刻情感丰富的秋白有满肚子话要倾诉,而冰之是最合适的对象,她不仅仅是一个“他的天真的、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”,而且是他与剑虹全部爱情过程的唯一见证人。但是阴差阳错,秋白来时她不在,她去回访他又不在,云白却高兴地拿出一张杨之华的照片给她看,冰之自然无法接受,因为剑虹去世还不到半年。那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慕尔鸣路结婚,此后冰之与他就基本断了个人的交往。

  其实秋白和剑虹并非那么美满和谐。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演,谈到《韦护》的创作时说,主人公的原型“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”,他说,“那女人十分的爱他。他写诗,特意写得那样缠绵”,然而“他心中充满了矛盾,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。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,回家时,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、言论,知道一点,注意一点,但她对此毫无兴趣”。这应该是瞿、王裂隙的根由,这时丁玲就比较理解秋白了。

  后来瞿秋白给她写过十来封信,全都工整地写在五色布纹纸上,信中总要提到剑虹,说对不起她。丁玲在她的忆文中称之为“谜似的一束信”,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谢澹如家里,后来遗失了,对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。她说秋白在信中把她“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,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”,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贯穿秋白一生的革命与文学、革命与爱情、革命与个人兴趣的矛盾,表现出他思想与性格的两重性,这大概就是她当时“一直不理解,或者是似懂非懂”的地方。后来她在延安读到《多余的话》,一下子就“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”,“那些语言,那种心情,我是多么地熟悉啊!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。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……”

编辑:赵利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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